王修功的陶艺生涯

文/冯筠心

经冯筠心小姐与国际笔会台北分会授权，转载自《中华笔会》季刊2000年春季号

有一个人的名字，在台湾直到一九八八年解除戒严之前都不能大声说出来。要不是拜此人之赐，王修功很有可能只是个一般的画家而已。但是，他却成为台湾首屈一指的陶艺家、艺术先锋，他的贡献永久改变了台湾陶艺的风貌与方向。

这个人就是文学家田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一九四八年秋，田汉在杭州艺专就当代中国艺术状况发表演说。王修功当时只有十八岁，于杭州艺专习画，在场听到了这篇演说。他听田汉说到中国艺术需要现代化。田汉称颂中国画家扎实的技巧，但是慨叹中国艺术背后的观念与目的——他说这些画家的作品缺乏原创性，基本上只是以高超的技巧模仿中国古画。王修功专心听着田汉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现代艺术里面，当代中国的形象何在？

「听到这里，我觉得很难过。」王修功说。「从那以后，我就放弃了绘画。我们老师教我们的只是跟着古代大师的路子走。学画的第一步或许可以这样，但是一旦进入这个模式，往往就陷在里面，很难创造出自己的作品。我听到田汉演说之后，整个的想法都改变了。我不能再像原来那样画下去。」

不久之后，也由不得他了。国共内战，王修功到了台湾。来台之后，他搁下了对艺术的追求，有六年的时间只能顾到生活，在汐止初中教国文。

王修功忠于他放弃绘画的誓言，一九五七年回归艺术时拿起的不是笔墨，而是土和釉。当时，台湾的陶业还在婴儿时期，主要的产品都是杯、盘、碗等日用品，粗糙而无新意。王修功的两位朋友感觉到对高质量陶器的需求，决定创立永生工艺社专事制造高级陶制品。后由永生工艺社改组而成的中国陶器公司邀请王修功协助管理以及陶器设计事宜，之后出任厂长。

「这是台湾陶业的萌芽阶段。」王修功说。「当时我们只能做黑陶，刻上简单的图案。我们连画上图案的技术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

在此发展时期，王修功迷上了制陶的技术层面。他开始实验各种比例的陶土和氧化金属，以及各种温度，看看怎样的组合能够产生最大的强度，又能维持最纯綷、最鲜艳的色彩。

过了一年，王修功离开中国陶器公司，与友人共同创办中华艺术陶磁公司，负责生产的技术层面。在中华艺术陶磁，他和其它的经理继续磨练技术：他们在刀刻技术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并且请来知名艺术家如吴学让、任国强、席德进等人在花瓶上直接作画，并施以透明釉，大多是山水和图案。这种釉下彩的技术开了中国陶磁史的先河。

王修功在这个时期并没有产生不朽的艺术作品（他本人说这段时间纯綷在搞「商业」），但是这些年有个重要功用：那是他的学校，是训练场地，他在此间可以自由实验与想象未来的发展。

美丽新世界

一九六○年，为了在艺术陶磁制作方面有更自由的发挥，王修功和过去在杭州艺专的几个同学——有些也是中华艺术陶磁出来的——想成立一家新的陶艺公司，但是要和以往的陶磁公司都不一样。新公司将专事生产比市面上一般看到的货色更有艺术性的产品。他们希望这家公司的名字就能代表这种转变：凸显陶器为不只是一门工艺。

王修功解释说，艺术和工艺的差别在于「作品的目标」。他说：「就工艺品而言，技术比艺术重要。它是普遍的、实用的。这并不表示它就不美，只是说它的终极目标不一样。它必需是普遍的，才能让许多人使用。如果你生产的东西独一无二，跟别人做的都不一样，那么陶才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王修功和同事一面喝荼一面讨论新公司该取什么名字。席德进提议「龙门」。为求简洁，王修功将「陶」与「艺术」的观念结合，为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陶艺。新公司定名为龙门陶艺公司，一个新名词也因而诞生。

展览人

王修功继续在龙门陶艺公司工作到一九八○年，但是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他已经开始于陶艺公司之外进行创作具有个人性、独创性的陶艺作品。这些作品具有纯綷的艺术目标，与商业目标无关。

到了一九七六年，王修功准备要展出了。那年他参加了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中日联展的开幕式。这次展览在许多方面对王修功与对国人来说都很令人失望。比起日方作品，本国的陶器显得很粗糙。中国艺术家在技巧和艺术性两方面似乎都落后日方。「日本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技术也比较好。」王修功说。「他们是大学程度，我们还是小学程度。」

但也不是每一位都在小学程度。王修功的友人收藏了一件他的小型红釉瓶，因为生动传神的色彩而获得一位参展的日籍艺术家兼批评家热烈好评。从那时起，王修功知道自己在陶艺界不会输给别人，也有自信考虑单飞，完全投入制造纯艺术的陶器。

王修功头一次的个展，需要的技术与运气就像制造一支精美花瓶所需要的一样。一九八二年春，王修功造访现在已经解散的春之艺廊——一九八○年代是台北最高档的艺廊之一——希望能安排在年底前展出。他带着一件自己的作品，还有一本介绍自己的小册子。结果对方告诉他说艺廊已经预订到两年后了，不过他可以把作品留下来给老板看看。他离开了。十天后他就获得邀请在春之艺廊展出——展期就排在四十天后。

此后，王修功成为春之艺廊的宠儿——在八0年代举办过六次个展。他很快展现出才华，能把没生命的土块变成生机蓬勃的艺术品。他最早的三次个展展出的是转盘上动手塑造的作品。他丰富的釉色可回溯到唐代彩陶的鲜艳色彩，但是他的技术纯綷是二十世纪的。

因为唐代的陶是低温烧制（800到900度之间），所以烧出来的陶器多孔、会渗水，而且容易破碎。王修功想要制造出同样鲜艳的色彩，却要烧到 1230 到 1280 度之间的高温。高温的好处在于产品坚固——在 1230 度左右，陶就变成了磁。缺点在于色彩欠缺层次，也比较黯淡。王修功以一贯的巧思和勤勉来克服这个问题。他利用二十多年来多方实验累积的知识（主要是他待在工厂的那段时间），开创了新局，创造出来的釉色具有唐代那种鲜艳的色彩，又是高温烧成。

一九八五年的第四次个展中，王修功又有新的尝试，成为第一位融合抽象画与陶磁特色的艺术家。他不再使用传统三度空间器具做为基础，而是减去一个维度，开始用磁板创作，可以说是拿陶磁当画布。为了达到他追求的那种轻柔流动的效果，他「用到现代喷枪，加上传统中国水墨画的渲染技巧。」在这些磁板上，他首度融合了陶磁与传统中国水墨的特质——流动、力道与动感。

领袖群伦

记者廖雪芳在《雄狮美术月刊》上以「他是台湾陶艺的先锋」一句扼要地总结王修功在艺术史上的角色。他在各陶磁工厂的工作以及独力创作的成果，赋予台湾陶艺生命。正如作家郭冠英几年前所写的：「王修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陶从工艺提升为艺术。」

如今王修功年届七十，夫人是他在唐窑公司时的工作伙伴，俩人住在淡水宁静的山区，地近阳明山。他在屋后的工作室创作，可以看到后院的花鸟树木。虽然他的精力有如五十岁的壮年，可是王修功已经有退休的打算。他在筹划下一次展览，是他的告别秀，将再度开创新局：他现在创作的作品是大型独立的户外陶磁雕塑。

王修功一面策画这最后一次个展，一面还在努力解决一些他打从开始就面对的问题。他继续在寻找结合绘画与陶磁的最佳方法，也继续努力缩短窑里烧出来的成品和他脑海中想要创造的形象之间的差距。制陶的过程有太多因素无法十足掌握。温度、陶土所含矿物质、釉药调配等方面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成品。「心里想要做的和实际做出来的往往不一样。」他说。「烧出来的东西可能很美，也可能颜色死板。但我很高兴的是，有时候结果超出我原先的想象。」就像他的陶艺生涯。